德国总理朔尔茨一行重庆街头漫步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其次，他反对经济剥削，主张限制个人私人财产，经济活动应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为限，逐步取消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建立"人民所有制"。

政治和法律世俗化主张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拉兹克，他在《伊斯兰教及其政府原理》一书中指出，在古典和历史的意义上，不存在哈里发概念的权威根据，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资源，穆罕默德是纯粹宗教而非政治领袖，他的权威不能由任何人继承，如何确定后世穆斯林社会的管理者是一种政治行为，与世俗政府的形成及其政治过程别无二致，因此，伊斯兰教国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世俗国家而不是宗教国家，现代穆斯林可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境和需要自由地组建他们所需要的政府。这个称作乌玛的政治共同体是当时麦地那的权威核心，它以穆罕默德与各部落所订立的协议为纽带。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开始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予以严格界定时，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哈里发的权力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力主改革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传统中缺乏现代的宪政概念，现代的宪政概念是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物，是现代民族国家普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伊斯兰教国家应该采用这种模式。这个王朝推行的世俗化政策引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他们对哈里发权威的来源和权威行使的适当性产生了疑问，有人开始探讨哈里发资格的问题。根据阿散蒂人的习惯法，"酋长贪财吝啬就会被人们废黜。作为穆罕默德事业的支持者和直传弟子，他们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借助这种理论和实践，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有效地遏制了政府的专制和独裁，保障了法治的健康发展。当时政府的体制也日趋复杂，哈里发的权威也得到了强化。[41]原因是消费者相信政府规制介入后其合法权益会得到保障，声誉评价的作用就下降了。

辅助性原则滥觞于德国，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原则，起初系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18]旨在解决福利行政中私人和国家的职权分配问题。具体办法有是平台设立投诉热线等信息反馈系统，了解平台运行中产生的负面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在执照获得成本及监管力度等规则上，A执照均要低于B执照。质言之，多层级化的监管规则是指：当供给方偶尔通过平台共享个人财产使用权时，监管规则应较为宽松。

但其缺陷是容易限制地方的自主性。三、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规制权限划分 在回答如何规制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是谁来制定规制措施的问题。

因此，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的适用具备必要性。当其将个人财产专门用于分享营利时，其监管规则应当等同于传统行业的规制规则。而供给方一般无组织、规模及资源上的优势，不再课以规制责任。有调查显示，当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有约87%的消费者将积极评价信息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因素

实际上，对辅助性原则的强调正是为了修正当下强势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规制中可能引发的弊端。然而，在直供类分享经济模式下，此种自我规制的手段也可能失灵，原因是此时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通常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见规制严格的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投诉率一直不低，而出租车的服务质量亦并未因消费者的评价而有所改善。传统规制穷于应付不断涌现的分享经济新业态，出现规制漏洞、传统规制措施难以有效落实等情况。

此外还存在规制不能落实的现象，如美国新奥尔良州政府出台的法律规定，禁止无执照的房东通过Airbnb等民宿平台短期出租房屋，短租时间为30天。为此，重构分享经济的基本规制策略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监管部门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同时，政府还应当完善自行车交通网络，推进自行车停车点位设置和建设等，既规范行业行为，又能承担社会责任，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就平台企业与供给方而言，两者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无名的双务合同，双方互付对待给付义务：平台为供给方提供较理想的交易环境，供给方则为平台带来流量，间接为其提供经济收益，即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

然而州政府发现其执法成本太高，该法律难以有效实施。[21]综上，辅助性原则早已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处理私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践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不当规制引发规制俘获及权力寻租现象。然而，办法的施行并未起到理想中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等规制目标，反而引发了规制俘获。这些苛刻且无正当理由的要求显然与中央的基本规制精神背道而驰。二是提供差异化产品或服务以占据市场份额。

[19]它秉承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理念，强调只有市场或私人难以自治时，公权力才须介入，并且层级越低的地方政府越有治理的优先权和主导权，即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前引12，侯登华书，第161页。

[28]辅助性原则自下而上的特性反映的是该原则的消极面向。以网约车为例，由国务院制定的《网约车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

另外，在分享经济的规制关系中，应当在传统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重新分配规制责任。摘要:  近年来，分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公众带来更加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体验。

[26] 参见熊光清：《从辅助原则看个人、社会、国家、超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68-74页。此外，辅助性原则在我国有较扎实的理论与规范基础。[21] See Reimer Von Borries, Malte Hauschild, Implementing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Vol.5, Iss.3 (1999), pp.369-388; Supra note 20. 国内的研究有回颖：《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及其两面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第1615页等。二、辅助性原则的引入 （一）辅助性原则的理论源流 辅助性原则是指私人或市场可以解决的事务，由其自身承担。

分享经济发展的基本特质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为了消除避税问题，阿姆斯特丹政府与Airbnb达成了一项行政协议，由后者代政府向其平台上的房东收取相应的旅游税。

辅助性原则只是宏观地要求将市场能够解决的事务交给市场，市场不能解决的再由政府介入。综上，在分享经济规制领域适用辅助性原则不仅可行且必要。

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规制权限分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要求： （一）强化中央规制政策的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 分享经济规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由中央政府把握，规制措施宜粗不宜细。当其将个人财产专门用于分享营利时，其监管规则应当等同于传统行业的规制规则。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例如，喜马拉雅、得到等APP为用户提供读书服务，主要包括全文朗读书籍和讲解书籍核心观点两类。易言之，分享经济的产业创新必然意味着对传统体制的突破，那么此时就应当放松传统规制措施，寻求相应的规制创新。举例来说，滴滴出行构建了星级评价机制，消费者可以在打车后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

《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或者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二）直供类分享经济的规制策略 直供类分享经济是指私人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模式，如共享单车、共享健身仓等。

然而，从各地方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办法看，其中有不少条款与之相抵触。国务院于2004年发布的政策文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

相较于具体的法规范，法律原则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规范的制定与落实提供一种价值导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譬如，在共享单车行业的兴起中，鉴于国内各省市的人口数量、营利潜力、道路状况、对互联网产品的接受程度等因素大相径庭，企业对不同省市往往设置了不同的投资策略，包括投放单车的优先性、宣传力度、奖励促销等。